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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刚为重新认识历史打开一扇窗  

2009-11-03 11:04:06|  分类: 文化批评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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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刚为重新认识历史打开一扇窗

文/魏英杰

读一本书的时候,对作者的主观印象往往是一成不变的。不管作者是古人今人,中国人还是老外,只要喜欢他的著作,便会感觉倍儿亲切。所以,获悉著名文史学家唐德刚先生去世的消息,还真的一时反应不过来。这位在文章里口若悬河、妙语连珠的老先生,怎么就走了呢?

这也才知道,唐德刚先生已年届89岁,近年来疾病缠身,中风大病一场,又罹患老年失智和肾病;但他拒绝接受插管洗胃,选择了平静地离开。幸好他的书还在,读其书想其风采,也算是一种纪念方式。

唐氏作品中,最受人推重的当是口述史著作。虽然唐德刚搞口述史完全出于偶然,最终却成为这方面的开创性人物和大家。他搞的第一部口述史也是主要代表作是《胡适口述自传》。海外一度流行“先看德刚,后看胡适”之说,足证这部作品影响之大。不过这里应当澄清一下,唐氏自称是胡适的学生,但他指的并非那种正儿八经拿学分的学生,而是说自己与晚年胡适过从甚密,得以受其言传身教。真的论起来,唐德刚该是胡适的徒孙才对——唐德刚大学毕业论文的指导教授是顾颉刚先生,而顾颉刚方才是上过胡适课的学生。

唐德刚口述史著作的另一部代表作是《李宗仁回忆录》。这是他花了七年多时间和李宗仁共同完成的一部巨作。这部著作刚刚杀青,李宗仁便启程归国了。据称,李氏归国时身边带着回忆录的英文稿,毛泽东为得一阅,曾让北京外国语学院译回中文(似乎未果)。由于授权等问题,这部书稿后来发生不少变故,海内外所出版本也有所不同。毫无疑问,这部回忆录乃研究民国政治所无法绕开的一部重要文献,而唐德刚在这中间起到了无法抹杀的重大贡献。

其他的,唐德刚还参与了《顾维钧回忆录》的撰述工作。他所参与的部分,乃自顾氏1912年任袁世凯秘书起至1941年任驻英大使止,实为顾氏一生最精彩最重要的部分。这部著作经整理后英文稿就有11000页,译回中文多达600万字。至于外间流传的《张学良口述历史》,按口述史的操作规范来讲其实是件半成品。这是根据唐氏(1990年1月至5月间)面晤张学良时录下的11盘录音带整理而成。关于张学良的口述历史,还引起了一桩名震海内外的公案(详见唐德刚《张学良自述的是是非非》等文章),这里就不赘述了。

唐德刚先生在治史方面的代表作乃《晚清七十年》。这部历史宏论先是由台湾源流出版公司出版,后由大陆的岳麓书社删节出版。有趣的是,这部著作的底稿,其实是唐氏用英文写的中国近代史的一个“导论篇”。

在这部作品中,唐德刚对自己数十年所持的“三大阶段,两次转型”论进行了具体诠释:所谓三大阶段,即指封建、帝制、民治;两次转型,一为封建转帝制,“发生于商鞅与秦皇汉武之间,历时约三百年”,一为帝制转民治,“发生于鸦片战争之后”。唐氏称,第二次大转型大致也要历时两百年。“到那时‘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我们在喝采声中,就可以扬帆直下,随大江东去,进入海阔天空的太平之洋了。”这就是唐德刚先生脍炙人口的“历史三峡”论了。

此外,唐德刚还有大量历史随笔、人物研究文章通行于世,比如《书缘与人缘》、《史学与红学》、《文学与史学》等等。这些作品大多是应台湾《传记文学》杂志之请,在退休后陆续写下的文字。这些作品文字诙谐有趣,并且常发人所未发,十分受读者欢迎。后来因“红学”问题与唐德刚打过笔仗的夏志清先生十分看重“唐派散文”,称其为“当代中国别树一帜的散文家”。但也有人十分推崇他的小说《战争与爱情》,认为“仅就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时代变迁主题而言,唐德刚可谓以一人敌一国”。(鬼谷子《当代中国作家排行榜》)
 
综而论之,唐德刚先生在史学研究和文学创作方面均有建树,且大抵能够流传后世。于史学研究方面,又可分作口述史和近现代史研究两部分,而其中最受推崇的则为口述史著述。李敖曾赞誉:“唐德刚是现代中国最活泼最优秀的历史学家。”不过,同样致力于近现代史研究的杨天石先生在称许其为“口述史大家”的同时,认为他并非严格、正统意义上的历史学家。还有评论认为,唐氏的与众不同之处是具有“专业的历史说书人”的气质。言下之意,唐德刚搞历史研究的路子有点野。

且不说何谓“正统意义”的历史研究,唐德刚从来就不认为搞历史就该遵循所谓学术范式,平铺直叙。他认为中国的史学传统一直都是“文史不分”、“史以文传”,况且到了现代社会,“电脑的应用改变了整个学术界的状况”。他举例说,胡适用了十多年研究《水经注》,结果电脑几秒钟就(考证)出来了。所以,在历史研究被科技征服的背景下,“写历史必须用文学来写,并与新闻合作,才能把未被科学征服的百分之二三十保存下来”。由此也可以看出唐氏治史的态度——走老套路并非他所不能为,而是不愿为也。

实际上,搞口述史并非一般人想象中的“你说我记”,作品能否站得住脚,很大程度上有赖于采访者在史料和考证方面所下的功夫。采访者不仅要善于提问,引诱传主“供”出一切,还要对相关历史背景非常熟悉,才识足以发现和纠正传主的记忆偏差,否则很难不会错漏百出,甚至成为败笔之作。比如,唐德刚替胡适写口述史,胡的口述部分仅占一半左右,另一半内容全靠他自己找材料加以补充。李宗仁的回忆录,更有八成多是他从图书馆、报纸等方面资料考证补充而成。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唐氏作品为重新认识历史打开了一扇窗。上世纪80年代起,国内掀起一股反思历史和重新发现历史的热潮,而《胡适口述自传》、《李宗仁回忆录》、《晚清七十年》等著作陆续在大陆出版问世,于此居功厥伟。在某种意义上,但凡对历史有新观点、新发现,都可以说是对历史的一种重新认识。唐德刚最大的贡献在于,他把历史人物直接拉上前台现身说法,让人得以从一个更加接近历史现场的角度来审视历史。这样的贡献,断非一时一日就会湮没无闻的。

至于唐氏所持“历史三峡论”,由于广为流传,似乎渐不受人待见;但平心而论,他的史论固然流于泛泛,却也形象地把握住了中国历史的脉络,不失为一家之见。虽然比起余英时等人的历史研究,其治史方式稍嫌粗犷了些。

唐德刚留下的作品不少,相当部分已在大陆出版,却也有些著作并不太为人所知,例如《民国前十年》、《新中国三十年》等。尤为让人遗憾,几年前唐的女儿帮他整理资料时,由于不懂中文,不慎将唐氏数十年积存的民国史资料全部丢掉。据称唐德刚发觉后,一屁股跌坐在椅子上,差点昏了过去。唐德刚先生那部构想中的中国近代史,真的永远成为一部未定稿了。

2009年11月1日
《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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