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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叙事@魏英杰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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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误读与被滥用的山寨精神  

2008-12-31 10:02:39|  分类: 文化批评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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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误读与被滥用的山寨精神

文/魏英杰

山寨作为一种文化,本身就很“山寨”。在相当程度上,这一名词可以和恶搞、反讽、大话、非主流等后现代话语互换。可不知为何,近来关于山寨文化及其精神的讨论却十分热烈,央视和凤凰卫视等都进行了专门讨论。我想,这大概是因为在何谓“山寨”问题上,许多人的看法存在重大分歧、争持不下,由此形成作为热点话题的一个“风暴眼”。

看待山寨的主要两种意见,一种是对此大加吹捧,视之为草根文化的新代表;另一种意见,则把山寨直接等同于伪劣文化、侵权文化,比如秋风(姚中秋)先生认为山寨产品、山寨文化事实上是流民精神,甚至是流氓精神。“山寨产品是中国市场体系劣质化的一个标志,山寨文化不过是文化堕落的另一重表征而已。”熊培云兄也指出,被热情高歌的“山寨经济”可能是对创造(创新)的一种谋杀。

我比较赞同“知名网友”五岳散人的观点。他认为山寨文化存在一种“范式转换”,“本来山寨产品只是消费品,但在大众传播的时代里,被抹去了表层的意义,重新替换了精神内核,从而成了时代精神的代表”。这种说法将商业领域的山寨产品和作为文化现象的山寨精神做了必要的切割,有助于厘清当前这场辩论的含糊之处。

不能否认,山寨一词的起源与流行,与山寨手机大行其道有直接关联,而且在商业领域,山寨至今仍然是仿冒品(包括山寨手机、山寨药、山寨明星等等)的代名词。而在文化领域发生的山寨现象,比如山寨版百家讲坛、山寨版春晚等,其精神涵义则发生了扭转。这两种山寨有着本质区别。虽然二者都以模仿为具体手段,但模仿的作用与目的并不尽一致:前者通过仿冒名牌来赚取利润;后者则借此追求一种反讽的艺术效果,属于非主流文化挑战或颠覆主流文化范畴,具有不可忽视的文化意义。

秋风等人所作的批评主要针对于前者,难免忽视了山寨文化的内在区别。也就是说,山寨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被误读了。当然,正如有句话:“所有的理解均是误解,所有的阅读都是误读”,出现这种状况恐怕也是正常的。如果山寨单纯作为仿冒产品而存在,不管客观上对正规品牌是否具有刺激和促进作用,都应该毫不犹豫地予以批评。不尊重知识产权的市场行为,无论在法律还是道德层面都不应当受到鼓励,这一点大概没多少人会反对。所以,包括熊培云兄在内的几位批评人士,不过指出一个众所皆知而且颇具政治正确性的事实。

然而,作为文化意义上的山寨现象本身也有一定问题。一方面,山寨文化应为网络恶搞文化的近义词,本义在于消解国家主义话语体系的权威,重新建构时代的文化精神。用比较专业的说法,山寨精神乃是一种解构精神。朱大可先生在《流氓的盛宴》一书中,对这种流氓话语体系的渊源及其现代流变有详尽的论述。就此而言,秋风认为山寨文化是一种流氓精神还真的说对了,只不过他是站在一个很不以为然的立场上来讲的而已。

另一方面,已经发生的山寨文化事件却没有很好地承担起人们所赋予的角色功能。说起来挺有趣,所谓挑战、颠覆主流云云,原来却是网民的一厢情愿。比如,山寨版百家讲坛“主讲人”韩江雪的真实想法是有一天能够叩开央视百家讲坛的大门,而山寨版春晚的所有做法更像向央视春晚致敬。向叫板对象看齐而非以另类方式表现自我,这显然不是什么具有反讽作用或挑衅意味的山寨精神。也许,真正的山寨精神只存在于网民的自我想象之中——至今为止,都是人们渴望山寨文化如此这般,而非它真的就成为这么一种象征符号。如此来看,以山寨命名的各类文化事件,实在还不如胡戈一段恶搞视频来得有力量。

对山寨现象不加区别地进行批判,当然存在误读之处;而凭借美好愿望将其视为伟大的草根代言行动——包括山寨文化事件的当事人,则有滥用山寨精神之嫌。也因如此,一开始我就对山寨版百家讲坛、山寨版春晚不抱过高指望。这类行为无非悦己娱人,再多说就显得有点假。试想,挑衅尚且够不上,还谈什么颠覆?至于与解构相对应的建构精神,更不用提了。我还担忧一点,随着“山寨”一词泛滥成灾,其话语(权力)资源恐怕很快将被消耗殆尽。这是在现代消费社会中,最为寻常不过的文化流行特征。

2008年12月29日


下面这几段文字我从正文删掉了,不过可以提供一点关于山寨手机的具体背景:

这里我还想指出一点,即便是备受指责的山寨手机,也不像某些人所认为的那么“黑”。山寨手机对于知识产权的侵犯,主要体现在模仿品牌机的外形和标识,而且又因逃避多重技术和法律门槛,从而能够以外形讨巧、价格低廉占领市场。在这上面,山寨手机确实有“原罪”。

但熟悉手机行业的人都知道,市面上大多数山寨手机采用的都是台湾企业联发科(MTK)的芯片。资料显示,2007年国内山寨手机出货量达到1.5亿部,其中75%使用联发科芯片。据称,联发科在手机芯片领域全球排名仅次于高通(Qualcomm)和德州仪器(TI),位列第三。联发科的创始人蔡明介也因此被业内称作“黑手机之父”。正是这家企业于2006年研发出多功能一体化且又廉价的手机芯片,使得手机制造业的门槛大为降低。而2007年10月国家取消了手机核准制,也是山寨手机浮出水面(以前多为贴牌生产,即向正规厂家租用“手机牌照”)的一大成因。

从这个角度来看,山寨手机固然存在侵权事实,却又是技术创新的一个市场结果。甚至可以说,山寨手机(如果不是模仿品牌机的外形和品牌专利)恰恰是技术竞争的后果。比较遗憾的是,这些占据市场主流地位的技术产品都不是内地企业研发的;内地也有一家总部在上海的芯片设计公司——展讯,市场份额不如联发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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