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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叙事@魏英杰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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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员是怎样炼成的  

2010-05-24 13:44:47|  分类: 随笔偶感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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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这是应上海《理财一周》之“上海杂志”之邀而写,一个关于“那些发出声音的人”的专题。见报有所删节(因为俺字数严重超标),主要删了第一节,有点遗憾,不过可以理解,呵呵。文章又臭又长,请多包涵。整个专题地址在这,有马少华、张鸣、刘洪波、莫之许等时评前辈的文章,特别推荐莫之许对网络和传媒评论的分析,这是当下传媒评论的一大瓶颈:http://www.licaiyizhou.com/content.jsp?category=0010E&id=3904

评论员是怎样炼成的
——我的职业自述

文/魏英杰

编辑约写这篇文章,让我想起了许多人和事。这些记忆碎片漂浮脑海,不时冒出来,以证明过去它确实存在。

1

我是一名时事评论员。这是我对自己的定位。至少目前为止,我还不是一个作家,也不是一名学者。而在成为评论员之前,如有些朋友所知,我的职业生涯包括营销人员、贸易公司和酒吧老板、村干部,以及不止一家报社的记者。如果既不想抬高自己,也不想贬低自己,那么评论员这个头衔,恰可准确地概括我当下的人生状态,以及大部分的写作活动。

虽然我对此感到满意,但是成为一名评论员,其实并不是我一开始所追求的。甚至一脚踏入评论界时,我对何谓评论写作仍然茫然无知。那时,我和许多人一样,对评论员这三个字感到既神秘又神圣。却不晓得,一个职业之所以神圣,首先得有尊严,而按照这个标准,恐怕这只能从1949年前的那些人和事中找到痕迹。

老实不客气地讲,当下评论界一点都比不上胡适、张季鸾、储安平等人所在时代的气象,大多评论文章也无法企及上世纪四十年代《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社论的水准。前些日子买了一套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影印本。大致翻了一下,上面的文章无论论题之广、立意之深还是言论之大胆,都让人看了大汗淋漓。再读1946年3月30日《新华日报》社论《一/////党////独/////裁,遍/////地/////是///////灾》,还不得不承认,迄今为止这仍是对当年国民党统治的最有力概括。

评论的最高境界是直接影响历史进程。在这一点上,恐怕再没有比张季鸾先生于西/安/事变期间所撰的系列评论更具有代表性。1936年12月18日见诸《大公报》的第三篇社论《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可谓张季鸾先生政论生涯的巅峰之作,数十载来无人能够企及这一境界。这篇社论当时曾被加印数千份,用飞机运抵西安进行空投。西/安/事/变能够和平解决及后来所采取的解决方式,受了这篇社论不可低估的影响。

在煌煌言论史面前,今日的评论人焉能不感到惴惴不安。“历/史/的/先/声”言犹在耳,任何人想要谈点关于评论的回忆,又岂能不压低嗓门,生怕故纸堆里传来哼哼冷笑声。当然,一个人不能选择生活的年代,也无法躲过今天。所以,还是老老实实活在当下,面对这个时代的命题。

这是撰写本文的一个理由。

2

我的评论员生涯应分作两部分,前一部分是当了近三年的评论编辑,后一部分则是干到今天的时事评论写作。

2003年五六月间,我刚从福州一家报纸跳槽到省内最大的市民生活报——《海峡都市报》。彼时,屁股还没坐热,非典仍在肆虐。有一天,我忽然收到朱大可先生一封短札(电子邮件),询问愿不愿意到上海工作,并说他可居中介绍。我和朱大可素昧平生,此前只是因为一个文化专题采访过他,而他的回答也仅有一句话,表示对这件事情无话可说。却没想到,专题见报后,他看了觉得比较客观公正(这是他后来告诉我的),因此《东方早报》创刊前,有人请他帮忙物色“人才”,他就想到了我。

犹豫半天,并和负责筹备《东方早报》评论部的叶君女士(后来成为著名财经评论家叶檀)打过几通电话,终于决定先跑一趟上海,看看再说。也不记得具体哪天,我走进位于延安路、陕西南路的新民晚报大楼,在一间狭窄的办公室里见到了叶君。当时大家正在忙着编辑内部试刊号。聊了几句,我便坐在一边充当看客。过一会儿,版面上凑巧缺一篇综述文章,她叫我过去,问能否操刀一试。由于之前给其他报纸写过不少这类文章,心想这个我在行啊,于是毫不客气地坐下来摆弄。大约半个多小时吧,文章整理好了。叶君大致看了一下,说声可以的,再没多说什么。

事后才知道,原来那就是对我的笔试。说来也巧,还不懂评论为何物的我,居然因此顺利过关。七月初,我将福州的书籍、行李打包托运,正式到这家报纸上班了。在其后近三年时间里,我一直在评论部工作,直到2006年初离开上海。

3

到现在我还很怀念在《东方早报》的编辑生涯。离开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每当提到这家报社,我还不自觉地使用“我们报社”来称呼。

今天想来,这不仅因为那段日子过得很充实,还因为在这里我扎扎实实地学到了怎么当一名编辑,并为评论写作打下良好基础。简单讲,我之所以懂点时事评论写作,并且凭这本事混口饭吃,全拜这段经历所赐。

当然,这一切说来也没什么秘诀。无论编辑训练,还是写作训练,都全靠一个字一个字,一篇文章一篇文章这么练出来的。一开始,我负责文章初选、初编和约稿,有段时间也要跑做版等流程,后来基本上专门负责作者联络、约稿和编辑工作。那时候,我每天至少要看二三百篇评论来稿,从中初步选出三五篇不等,然后根据当日稿件安排,对自由来稿和约稿进行初编或精编。

至今我还认为,刚入行的评论编辑一定要坚持把所有来稿都仔细看过。这就像站马步一样,是当好一个评论编辑的基本功。也因为这样,过一段时间后我便能够很快地把握和判断一篇文章的好坏,以及能否录用。其中诀窍说来简单,就是打开文章先看这篇评论有没有“点”(也就是看作者的观点是什么),再看作者的论证过程,这样也就差不离了。

对选用稿子进行精编,则可体现一个编辑的真实水平。这里头的学问非常多,但凡做过的人都能体会一二。例如,文章字数超过版面篇幅,怎么删稿子?有些编辑图省事,会把最后一段或文章中的例子直接拿掉。但这样的话,很可能造成作者的总结性陈述莫名其妙失踪,或者文章的“骨头”还在,可体现文章风格的“血肉”(比如那些例子)却被刨光了。这对文章将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影响作者评价和积极性。我通常采取逐字逐句删字数的办法,这固然耗费功夫,但能使文章逻辑和架构大体保持完整,不至于伤筋动骨。

如何编稿子,也和编辑与作者怎样打交道有莫大关系。轻慢稿子的编辑,想来也不会认真对待作者。我当编辑的时候,给自己立了个规矩:编辑就是为作者服务的,永远不要认为自己高于作者。这一原则涉及编辑的工作理念,主要关于如何处理好编辑与作者之间的关系。原则看似简单,然而编辑与作者之间发生矛盾,往往就是因为违背上述理念所致。

不妨举个例子。旅美学者(当时是博士候选人)薛涌兄写作勤奋,思路开阔,很受国内读者欢迎。不过他脾气也比较“怪”,对自己的文章看得很重。后来他与南方几家报纸发生矛盾,这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编他的稿子不能不加倍小心,否则他可能看到见报稿后立即来封电邮抗议。

不巧的是,偏偏他喜欢写一千三四百字的文章,新闻由头又经常一笔略过。这意味着,把他的文章改成短评(当时短评版面字数约1100字),不仅要动手删掉一两百字,还得给文章加上新闻由头。一减一加,令人费尽思量。所幸几经讨教交流,他较为认可我的做法,发生抱怨的情形也越来越少。后来我不做编辑,还经常接到他的越洋电话,向我发发其他报社编辑的牢骚。其实我哪里有什么秘诀,不过是诚心诚意为作者及其作品考虑而已。

4

也是从编辑工作中,我逐渐学会了如何写评论文章。这里所说,涵括写作的技巧以及相关知识的积累。

由于没有正儿八经上过大学,我的知识结构难免存在先天缺陷,因此不管后来怎么补课,终是“缺胳膊少腿”。幸好在早报三年,碰到无数良师益友,这仿佛让我重新走进大学,又得以跨学科深造。某种程度上,我的同事以及所有作者都是我的老师,多少给我带来了新鲜的知识养分。这里我不可能一一列举,况且也很难梳理清楚到底从谁那里学到了什么,只能是想哪说哪。还必须强调,视作者为老师只是我一厢情愿,人家未必瞧得上我,也不知道我在 “偷师学艺”。借用大多论著中常说的一句话:我会写评论应当归功于他们,但写得很烂责任全在自己。

在早报评论部共事过的人,个个可谓凤毛麟角。除上面提到的叶君即叶檀女士,其他人后来在上海要么独自挑起评论版的大梁,要么也是知名时事评论员。由于不是写回忆文章(也不是时候),冒昧提及他们似乎有某种嫌疑,只能等以后有机会再作介绍。但有两个人不可不提,一个是早报首席评论员袁幼鸣,另一个是曾经主管评论部工作的陈季冰。老袁手把手教了我很多人生道理及评论写作技巧;季冰兄则是一位好领导和讨论问题的好对象,在他手下干活,我感受了到从未有过的宽松和自由气氛。

这个时代的评论界存在若干痼疾,但可以说,我所接触的是一批来自全国的评论精英人士。他们有专家学者,也有媒体精英,还有自由撰稿人或兼职评论家。他们的思想及写作风格,让人印象深刻。以至于有次我每人一句点评,能够一口气道出十来个知名评论作者的特点。回头想来,这还真是件有趣的事情。

在这些作者中,朱大可老师写的最少,但由于和他经常亲密接触,让我有“执弟子礼”的想望。我在上海,大部分时间租住在朱大可家附近的小区。有段时间,每逢周末他、张闳夫妇便和我一起走到南方商城的星巴克,听他和张闳从萨特、罗兰·巴特一路讲到苏珊·桑塔格,不时论及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坛逸事,间或聊起他们的人生经历。这段日子让我感念不已,至今深憾时光不能倒转。

此刻还想到:贺卫方老师的文章言辞剀切,直陈要害而不失冲和,俨然君子风范;葛剑雄老师的文章面面俱到、逻辑紧密,对社会民生问题十分关切,不愧是位严肃认真、具有人文情怀的学者;易宪容老师快人快语快手,不仅是个令人愉快的合作者,他对经济局势的观察也让我学到许多知识;马少华先生的文章费尽斟酌,无一赘字,让我既惊讶又感慨;薛涌兄的域外视野,对身处国内的人大概只能“望洋兴叹”,而他行文简洁利落,论述深入浅出的文风,向来让我艳羡不已;王琳兄的法律评论讲究理据,层层开掘,于平常话题中常读到深意;熊培云兄对胡适和卡尔·波普尔的深刻理解及实践性运用,配合他那不动声色的幽默笔触,使他的文章立意高远、文采斐然,让人读之再三,不忍释手。

显然,这份名单还可以一直开列下去,但这并非本文用意。我只是想借此说明,近三年的编辑生涯对我的影响有多大。那时候我一边编稿子,一边从中汲取知识,又按图索骥买书来读,不时有所感悟和收获。如今来看,这远不止让我学到知识,以及学会评论写作那么简单,这段经历还对我的人生产生了重大影响。到今天,我还在靠这个老底子吃饭,没有意外的话,恐怕还将这么一直过下去。

5

值得一提,这些老师和作者我大多未曾谋面,随着我离开上海,大家也便相忘于江湖了。到了杭州后,我从此成为一名全职的时事评论员。这段生涯本无可说之处,因为这对我来讲,无非是编辑工作的一种延续,或者说附属产物。

在此之前,出于自我限制(担心被人非议搞稿件交流),我写的评论文章不多。不过到杭州后,我倒是很快地适应评论员的角色,并把这看作自己的终生职业。评论是一个可以活到老、写到老的职业。但是我越来越发觉,自己仿佛正陷入一个“为写而写、写了也白写”的怪圈。我还认为,这也许不是我一个人所遭遇的职业瓶颈。

何谓“为写而写”?这就像患了强迫症一样,不管是主动找选题还是接受约稿,看似每天都在“奋笔疾书”,事实上评论写作所必须的感怀时事的激情正在逐渐消退。在重大话题面前,不仅丧失了敏感度,也丧失了感同身受的情绪。这对时评写作者来说,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号。这意味着,自己可能已经不知道“为何而写”,即便知道也已麻木不仁,无论发生多大的事件都触动不了内心深处。倘若如此,这样的时评作者只不过是个“为人民币而战”,而不是“为人民而战”的写手。在我看来,充满社会情怀,恰是一个时事评论员不可或缺的品质。

何谓“写了也白写”?责任倒不全在于时评作者,而是由这个世界的荒诞性一面所决定的。时事评论除了剖析真相、传播知识、重申常识,它在本质上也是一种行动的力量,肩负着推动社会进步之理想与职责。不无遗憾,多年来该说的常识和道理早被反复陈述,被揭露的事实与真相却一再以某种相似的内在逻辑重现。各种社会问题和弊病如同一碗“坚硬的稀粥”,近年来时评作品总体上也是在不断地重复自己。这一现状不能不让人焦虑万分,从而产生“写了也白写”的颓废心态。

这意味着,评论员职业所能带来的自我满足感与成就感正在消失。或者不妨这么说,时评作为一种言说的力量,正逐步为实际行动的力量所取代。启蒙的黄金时期已经过去,现在已经进入“行动为王”的年代。

6

2005年夏天,我这样概括自己的人生状态以及评论编辑这个职业:

“我潜藏于日常,望着这个社会的变迁,犹如在河岸边,看大江东流,看舟行水上。有些人是拱卒的那颗卒子,自己则是注视着他们的人。对这个社会,我的绝望深于对生命的恐惧。我穿透那些卒子前行的路,看到的依然是漆黑的夜。我是天生的悲观论者,虽然我时而也身在他们其中,虽然我在某种意义上是助他们渡河的船工。”

2006年后,我从一个帮人渡河的“船工”,变身为借助话语的力量,不断拱卒的“那颗卒子”。虽然今日心境与彼时大体相似,但我更愿意这么说:我是一个悲观的乐观主义者。这话的意思是,我们这些习惯于发出声音的人,如果不投身实际行动,就该划定言说与行动的边界,充当社会理性的“守灵人”。在这意义上,时评这一文体才具有存在的理由,时事评论员这个职业也才值得坚守。

有时候,坚守已经算是一种成功。这是我对自己的祝福与期许。

2010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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