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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叙事@魏英杰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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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金雁抄袭门事件答记者   

2013-11-13 13:33:12|  分类: 时事评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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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金雁抄袭门事件答记者

记者:您对金雁抄袭门这件事,总体上第一印象是什么?
魏英杰:刚听说这事的时候,我感到非常惊讶。秦晖、金雁伉俪的著作,近年来陆陆续续读了一些,一直很佩服俩人一丝不苟、术业专攻的治学精神。记得十年前读金雁、秦晖合著的《经济转轨与社会公正》,很受启发,铭感于心。所以,我的第一判断是,抄袭这类事情不会也不该发生在金雁身上。

问:在学术领域中,未发表的硕士论文是否属于合法的文献来源?
答:应该这么说,如果该硕士论文已发表于学术期刊,可以检索,那么引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当然,我们在许多学术著作中,也可看到著者引用一些未刊稿,或者手稿、笔记,这应事先取得作者的同意。如作者已不在人世,则有必要取得拥有相关版权人的同意。也就是说,金雁女士引用曹维安教授论文,如果属于未刊稿,应取得作者同意;若论文已发表,则加注即可。更严谨的作法是,哪怕这只是双方交流中,一方提出的创新观点,另一方也不该擅自引用,而需加以说明。

问:金雁在书中大规模引用曹的硕士论文,这种“转引”变“直引”的做法,是否合适? 
答:如果转引他人的引文而不加注,这也是不严谨的做法。因为这类引文既有可能是他人翻译的,也有可能经他人加以解读,基于尊重原创的精神,理应加以说明,否则是不规范的。不过,也要看到金雁提出的自辩也不是毫无道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内学人在学术研究的规范上存在普遍缺失,或者说没有像现在这样严谨。你去翻看当年的学术论文、学术著作,这类情况可谓比比皆是。这是一个历史问题,或者说是国内学术界的一个“原罪”。前两年在汪晖涉嫌抄袭事件中,这个问题已经有所暴露。学术不规范和抄袭严格来讲是两回事,有必要进行区分。

问:曹质疑金雁,既然1996年学界引用文献不规范,为何2013年再版时不修改呢?他的这个质疑似乎也有一定合理性。
答:这确实是金雁的一个硬伤。按该书出版于1996年,2013年再版。我购买了2013年版的这本书,不过不在身边,无从核对。如果金雁在再版的时候没有重新进行规范化处理,是说不过去的,也比较令人遗憾。现在有的学人赶时间出书,再加上出版商为节省纸张和成本,往往对注释部分加以省略,这都很容易造成问题。这里提一点,希望学者旧作重印时,有条件的话一定要按照更加严谨的规范重新对作品进行学术审查。

问:近年来,类似的“抄袭门”此起彼伏,汪晖、朱学勤、孔庆东、易中天、杜小真、邓晓芒、方舟子等先后躺枪,几乎到了“一旦有点知名度,抄袭的指责立至”的地步,引人深思:中国的学者们究竟怎么了?为什么我们的“抄袭门”这么多?
答:这些“抄袭门”涉及的问题恐怕不太一样,不可一概而论。不过这里想重点谈汪晖事件和朱学勤事件,因为这两个事件在当时是有一定关联度的,而且由于双方的思想立场不同,这背后还有阵营之争的意味。
当时,先是汪晖被指责涉嫌抄袭,有人认为这是以前学术不规范所致,谈不上抄袭;对此,颇有些人是不以为然的。却不料,随后有人匿名在网上发帖,举报朱学勤也涉嫌抄袭。这事情经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调查,结论是学术规范做得不够,而不是抄袭、剽窃。老实讲,这个结论有一定回护的意味,或者说同样适用于汪晖的问题。从这两起事件来讲,学术不规范确实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内学术界的一个“原罪”。所以到后来,无论是汪晖事件还是朱学勤事件,双方都偃旗息鼓,不再争论了。
如今回过头来看,对于国内学术界的这些问题,还是要有就事论事的态度,即要有所区分地看待学术不规范与抄袭的区别。对于已经成为“故纸堆”的早期学术作品,只要不是存在恶意抄袭,不妨宽容对待;但对于当前的学术作品,则应严格讲求学术规范,不容随意敷衍。应该承认,当年对待汪晖等人的问题,我也责之过苛了。
用这个态度来看金雁的作品,我认为她应该更加勇敢一点地承认,自己在作品再版时没有做好学术规范是存在过错的,应向作者致歉。当然,我相信金雁不会是有意为之。

问:抄袭门,往往爆发在一个作者成名之后,而非成名之前,这是为什么?
答:这个问题就不好妄自揣测了。客观来讲,这有一个打假的时间成本和效果的问题。在国内,涉嫌抄袭的笔墨官司或者诉讼,较真起来要花费双方很大力气。对于那些无名之辈的抄袭,许多人往往也就睁一眼闭一眼了。而对待成名人物涉嫌抄袭,当事人更有动力进行揭发、维权,这除了从中博取名利的“阴谋论”外,还应该说,这样的打假维权方式更能够吸引关注,也能够取得较好效果。
当然,无论怎么说,对于公众来讲,关键还是要看抄袭是否成立,别的不重要。

问:有人分析,中国学者的“抄袭门”是有远因的,比如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中国学者为了改造现实的需要,普遍采取了不规范的做法,比如梁启超就经常不加引用地袭用他人观点,而严复的《天演论》名为翻译,其实加入了很多私货,而周作人晚年曾承认,自己创作的小说《孤儿记》是从雨果那里“半做半偷”来的。
答:事实确乎如此。中国古代作品讲究“用典”,而这些典故谁会特意加以说明?用典越僻,越显示作者学问。版权这东西,本身就是西学东渐的产物。但不能以过去怎么样来为现在辩护。既然中国学术已纳入世界的话语模式,就该遵守共同的规范。以前不懂,做的不够,这尚可理解,然而,随着与世界学术交往越来越密切,对学术作品进行严格规范已不仅是一种现实需要,它还是中国学术赖于发展的前提。

问:“抄袭”与否,本来应该是个学术探讨的问题,是应该交给专业机构专业人员判断,还是摆上网络论战、全民公审?这种打击抄袭的方式,是对学术界有助益,还是出现了很多副作用?
答:汪晖事件发生之际,有人提出学术问题理应交给学术机构来评定。这话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专业人员和机构具备判断的学科知识,也具有进行判断、认定的权威。但这并不排斥公众的参与,公众参与客观上可推动事件的透明化,对过程和结果进行监督。
之所以出现这种“舆论审判”的客观情况,和国内学术监督机制的缺位有关。不难看到,往往一桩学术抄袭事件在舆论上闹得沸沸扬扬,相关机构却集体失声,或因怕得罪人,或者为袒护当事人,相关学术委员会并不愿意趟入浑水。这是非常不利于学术进步的做法。
当时我就呼吁,相关当事人是否抄袭、剽窃,最终认定权和解释权在于一个独立、公正的学术审查委员会。这一学术审查机制最终能否启动,考验着当下学术界的良知与底线。时至今日,我仍持这种观点。
我希望曹维安教授能够经由正式渠道进行质疑或举报,也希望涉及此事的相关机构能出面,启动学术调查程序,给公众一个说法。这是对双方都比较公平的做法。
(2013年1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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