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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叙事@魏英杰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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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上古文明史的颠覆与重构   

2014-08-31 11:29:07|  分类: 书评札记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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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上古文明史的颠覆与重构 - 魏英杰 - 非叙事@魏英杰的博客

  

读朱大可《华夏上古神系》是一种探险,为这部大作写书评则是一种冒险。这部著作糅合了人类学、考古学、语音学等多学科理论,学术面向非常广泛,理论构建极为缜密。在这种情况下,任何轻率的评论,都可能对作者及其著作构成误读。

 

不过可以肯定,这部著作是朱大可集数十年文化生命而缔造的学术硕果,是他迄今为止最重要的学术成果之一。这部“神作”不仅一反他个人书写的路径,从不按牌理出牌的文化研究,进入了“一本正经”的学术研究,而且极大地挑战着读者的知识框架,直抵“毁人三观”的程度。

 

朱大可认为,中国上古神话(历史)存在着两个原型:一个“巴别神系”,来自于人类的共同祖先非洲智人,但这个“第一原型”因无文字而无从追溯;另一个是同样来源于非洲、但在人类迁徙过程中经过再创造的“第二原型”,包括“西亚神系”与“印伊神系”,即涵括两河文明、叙利亚文明、南亚文明和地中海文明等的“第二代神话”。这些上古神话随着人类的迁徙,分作多条路线往东亚传播、嬗变,构成华夏文明(华夏上古神话)的神秘来源。华夏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关系,远远比人们现在所知道的更加密切。

 

在这学术框架下,朱大可做出不少具有颠覆性的考证。例如,他认为老子是印度留学归来的楚国人,孔子的血缘里有通古斯语族的印记,而西王母其实是印度大神湿婆(西瓦)的译音,墨子则兼具了犹太先知和拉比的两重特征,等等。这些结论看起来很不可思议,但并不是出于揣测和想象,而是有着坚固的学科理论支撑,更有着前人的大量学术研究成果作为基础。

 

在这其中,很重要的学科支撑就是新兴的基因考古学理论。根据生物学基因研究的结论,所有现代人类都起源于非洲,其迁徙南线,是沿着南亚至中南半岛,经过越南进入中国南方(荆楚)。就这个角度而言,朱大可的华夏上古神系,乃是基于科学结论的合理建构。他据此重绘了全新的华夏上古神谱。

 

本书立论的核心,是朱大可的一项重要发现:在所有的上古文明体系中,神名开头的辅音相对坚固,就像钻石,历经数万年而不变,可以作为辨认标记,称为“神名音素标记”,又叫“文化基因”。例如全球水神的名字,几乎都以N开头,而日神都无一例外地以HS开头,等等。据此,朱大可整理出完整的上古神系——“巴别神系”。朱大可还发现,以非洲为起点,各民族主神的名字,会随着迁徙路线的延伸而变长,音素数量不断递增。他把这称为“主神音素递增效应”,并认为这正是神话起源于非洲的重大证据。

 

我认为,这部著作在以下三个方面具有突破性意义:

 

一是突破了当下学术研究的固化路径。在现有学术体系下,学者就像工匠,往往只能做一些拾遗补缺的活儿,满足于在一个庞大的学术流水线上,完成自己的那一道工序,而不敢逾越专业雷池一步,结果把可以很有趣的学术研究,变成了穷经皓首的苦逼活儿。

 

例如考古学,传统的中国考古走的是“以经证史”路线,现代考古学兴起后,考古学又成了“证经补史”的工具。如今还有一种声音,就是尽量以考古出土材料说话,以避免古籍经史以讹传讹之谬,结果反而自我退缩到一个狭小的空间,忽略大量上古流传下来的珍贵信息,丢失了挖掘历史现场的有力工具。

 

在《华夏上古神系》中,作者并不满足于充当“学术农民工”,而是从人类文明的发端、迁徙、传播路径,关联到两河文明、印伊文明等几大文明板块,将华夏上古史直接置于世界史框架下进行审视,从而突破华夏文明的本位,采取全角大视野,以去中心化的研究方式,从人类文明的多元性及其互相渗透的角度,独辟蹊径地还原了上古神话的真相。

 

本书还采取了多学科交叉研究方式。虽说该书重点是文化人类学,但采用的学术工具可谓琳琅满目,不仅涉及考古学和人类学,而且动用生物学、上古语音学以及文化符号学等多种学科理论,惟其如此,才能有效地整理分析和“修复”来自上古的丰富信息。

 

二是颠覆了华夏上古文明的传统概念。葛兆光先生指出,宋以后,随着中国意识的兴起,以及在华夏本位的话语模式笼罩下,历史研究长期难以摆脱“华夏、四夷、朝贡、敌对”思维模式的影响。(见葛兆光《宅兹中国》)《华夏上古神系》却彻底跳出了旧有框框,论证了华夏文明多元起源和华夏文明本身的开放特征,结论不仅具有颠覆性,而且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不妨以二里头遗址为例。它是夏商断代的关键性考古现场,被一些考古学家认为是夏王朝的王城所在地。但这个所谓“王城”的面积究竟多大呢?只有3~4平方公里!这让有的考古学家不禁发出疑问:那个时候真的有国家吗?(见许宏《何以中国》)其实,从二里头遗址和其他具有共时性的遗址来看,所谓夏朝,不过是古代诸多方国(酋邦)中的一个,跟商周两朝根本无法形成对等关系。而所谓“夏商周断代工程”,却在蓄意建构这种虚假的历史逻辑,这也是朱大可在书中质疑的重点。

 

长期以来,在“中华文明独立起源论”的主流观点统治下,中国文化的开放性遭到了蓄意遮蔽。“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李济先生,在上世纪50年代就提出疑问:具有二千多个单字且结构复杂的甲骨文,何以突然出现在中国土地上?这个问题,至今没有令人信服的回答。在李济看来,保存书写记载的观念,可能会由两河流域移植到黄河流域,只是由于暂时缺乏证据,而难以形成定论。尽管如此,李济先生还是从出土器物中,找到了“中国在纪元前二千年或更早时期和西方文明接触”的证据,有的他认为还是“无可置疑的范例”(见李济《中国早期文明》)。就此而论,朱大可这部书中一些看似具颠覆性的结论,其实是沿前人的脚步往前推进的结果。他的研究与结论,可以从李济、顾颉刚、苏秉琦、岑仲勉等前辈学人的著述中找到精神源头。

 

三是跳出了中国学术话语的陈旧体系。众所周知,多数中文学术著述都具有謷牙诘屈、艰涩难读的特点,对外来术语生吞活剥,全无美感。而在这部著作中,朱大可虽然“屈从”于许多学术惯例,他那独特的朱语风格却一以贯之,在学术书写中游刃有余,充满人文主义的激情,虽涉及庞大驳杂的中国上古史范畴,调动诸多学科理论,读来却让人感到津津有味,就像是一部上古史的侦探小说。一些术语经过朱式话语转换,也变得有声有色,充满了学术的活泼张力。读到兴奋处,让人顿生“子在川上曰”的历史沧桑感。

 

我还想说的是,《神系》不仅打破了多学科的壁垒,而且给学界留下许多具有原创性的研究课题,形成一个开放性的学术共享平台。这必将吸引更多的同好,丢弃传统陋见,从这部著作出发,一起去探寻华夏上古文明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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